体育改革足球试点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前曾报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后才正式公布。这是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如此高规格的方案。如何理解这一改革方案的性质？

王琪：我对这个改革方案的研究、发布过程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方案前期，调研组征求了很多专家、从业人员和各方代表的意见，我是其中之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经过半年多的调研，他们形成了一份两万多字的报告，提交给了决策部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终的总体改革方案。今年2月27日，这个方案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3月16日，国务院公布。足球改革方案的发布标准非常高，说明足球的重要性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另外，这次足球改革也是体育改革的一个试点，通过足球改革，探索整个体育产业改革的路线。

3月22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比赛中，杭州绿城队主场以1比1战平北京国安队

这次改革意义重大。我们过去常说，1992年的洪山口会议是中国足球史上的“遵义会议”。当时，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要搞好足球工作。李铁映是分管体育的国务委员，他听取了邓小平的指示，找到国家体委、中国足协制定足球改革方案，召开洪山口会议，推动足球职业化改革。但李铁映是以中央领导个人身份推动足球改革的，没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也没有中央文件出台。这次全面改革是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思路，也在这次改革方案中明确了。 将足球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了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三步走”战略，明确了中国足球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何世全：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国务院印发的这份文件首次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设计和构建了整个中国足球改革方案，这是中国体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方案不能孤立、单一地去理解，必须放在整个国家改革体系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它不仅仅是足球改革，更是在中国整体社会改革的框架下，与社会经济转型、体育产业发展高度关联。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足球改革作为体育改革的先行试点？改革的时机是否成熟？

王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体育非常落后，足球是所有运动项目中最差的。这么多年老百姓一直抱怨，已经到了必须改的地步。中国本来就穷业余足球联赛方案，改起来没什么好担心的，可以先拿出来试点改革，探索一条体育改革的路子。而且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振兴足球作为体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政府部门也多次提到足球等体育项目和体育产业工作的重要性，现在正是推进足球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任海：现有的体制和政策已经落后于体育产业的发展。1995年，我国颁布了“两纲一法”，即《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光辉计划纲要》和《体育法》，在当时意义重大。它们不仅填补了国家立法的一个空白，也标志着我国体育开始步入依法行政阶段，推动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也创造了奥运成绩的不断辉煌。但经过20年的发展，“两纲一法”已经不能适应体育发展的需求，它仍然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体育几乎全部由政府管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发展需要。要把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轮驱动，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另外，改革需要资金支持，足球有市场，受老百姓喜欢。 比如北京国安队，有4万多球迷，有群众基础，市场化程度高，这也是改革的重要条件。

艰难的突破

三联生活周刊：改革方案中，调整改革中国足协被列为总体要求之后的第二项重大事项，并明确提出要“改变中国足协和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两个牌子、一个队的组织架构”。这个架构当初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现在提出要改变这个体制？

王琪：中国最早的体育管理部门是国家体委，在计划经济时代，分成不同的司局，比如一司有足球、篮球、排球，二司有羽毛球、体操等。1994年体育改革，把司局里不同的运动项目全部改为体育管理中心，也以协会的形式存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提出，这是改革的第一步，将来管理中心要从政府部门中分离出来，变成行业协会，行业协会按照市场规律发展专业赛事、业余赛事，推动全民健身。1999年伍绍祖调任，人员、体制等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体育总局当然不想触碰自己的利益，结果就失去了改革机会，行业协会和体育管理中心的改革没有推进。 过渡时期的模式得以固化，并延续至今。

同一支队伍，作为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代表的是政府，同时也是行业协会。管办不分，导致中国足球腐败现象极其严重。足球多年来的问题，假球、赌博、裁判舞弊、行贿、腐败，归根结底都是中国足协的问题，因为管办不分，他们权力太大。所以中央这次改革，提出要撤销足球管理中心，和政府脱钩，彻底变成中国足协，走彻底市场化、职业化的道路。

何诗全：多年来，中国体育界有很多研究力量在尝试探索改革。但过去的改革都是由易到难、由点到面的局部改革，都是从比较容易突破的点去探索。理论界和实务界遇到什么问题就关注什么，这种关注基本上是基于经验与现实的平衡，是权力关系下的调整。

过去，足协、体管中心的问题基本没被触及，因为这是国家体制改革的遗留问题，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结构关系，没有办法突破。现在，足协的改革探索是在中国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不再只是体育改革的大背景。这样的改革是一种辐射性的尝试，突破了以往经验、实验性的感性改革方式，向顶层设计和包容性理性改革的方向发展，更加注重长远、整体、可持续发展，所以会把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协调起来，共同向前推进。

三联生活周刊：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不再有行政层级，这一重大身份转变对足球未来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

任海：过去足协有多重身份业余足球联赛方案，一方面有行政权力，可以发公文业余足球联赛方案，另一方面是行业协会、社会组织，还有经济身份，成立了福特宝足球产业公司。它的身份矛盾复杂，改革难度大。比如工作人员怎么安置？原来的处级领导变成民间协会的工作人员。推进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可以说，足协的调整改革是这次足球改革最难的部分，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改革之后，足球管理中心的权力会受到很大限制，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都是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太习惯社会组织的作用，更喜欢依靠政府的力量。 改革方案中提到，足协应“负责团结和衔接全国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和完善职业联赛体系，建设和管理国家足球队”。但在实际工作中，难度很大。比如，过去足协在全国组织比赛时，政府要协调安保动员、场地安排，有行政权力介入。但关键在于改革后的足协是否有能力动员各方力量。

王琪：这些确实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比如说，过去我们在地方举办足球比赛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作为司局级单位，向地方体育局下发文件，地方政府很重视，可以协调安排好安保、工商、交通等，依靠行政力量很容易推进工作。但是，足协变成行业协会之后，社会组织没有了行政层级和行政权力，政府资源可能调动不起来，安保交涉可能也顾不上。改革后的足协在最初几年，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未来民间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沟通合作，需要做多少工作呢？你看看各地消费者协会的情况就可以想象。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要靠足协主席的个人力量。 如果是政府高官或者商界大亨担任足协主席，权力和资本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其实，国外很多体育产业主席基本都是资金实力雄厚的人，比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就是西班牙的大银行家，可以为体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但改革之后，足球管理中心变成了社会组织，管办分离之后更符合市场机制，能够对俱乐部建设和职业联赛发挥直接的有益作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或者职业大联盟的产权都是属于投资方的，但在中国，改革之前的联赛属于足协，管办分离的体制造成了垄断。之前成立的中超公司，由16家俱乐部投资方出资，但每家俱乐部只持有4%的股份，剩下的36%都属于足协，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中国足协还有一票否决权，投资方参与一两年之后就会发现在职业联赛中没有发言权，通常会选择退出。足球职业联赛发展20年来，已有20多家俱乐部退出中超，退出中甲、中乙的俱乐部就更多了。 足协体制改革后，管办分离为俱乐部和职业联赛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能够推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国际经验证明，职业化的足球培养机制更符合市场规律。比如欧洲有很多足球强队，离不开英超、意甲、德甲等高水平联赛。中国足球也需要依靠职业化才能真正提高水平。

去功利主义的探索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经常提到“校园足球”，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这次改革方案提到发展校园足球，而且由教育部负责督导。这对校园足球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功利性的“举国体制”？

王琪：中国足球要发展，基础最重要。如果青少年不踢球，国家就没有后备力量。理论上正常的足球体系应该是金字塔型的，最上面是国家队，最下面是16支中超球队，20支中甲球队，30支中乙球队，100个业余联赛，1000个高中联赛，10000个小学联赛……最下面基础越大，最上面层次越高，但我们的现实是倒金字塔。过去很多中小学生为了备考，根本不上体育课，更别说踢球了。过去体育总局、中国足协提出要发展青少年足球，但学校通常不予理睬，他们关心的是入学率。这次国务院发文件，教育部落实，学校才有响应，校园足球才有开展。 中国要发展校园足球，教育部门必须有所作为，包括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体育总局加强足球改革发展的政策研究和宏观指导，教育部履行校园足球监管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这是校园足球推广发展的外部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校园足球的推广不能过于教条，足球应该与其他体育运动共同发展，不能因为“校园足球”的口号而挤占了其他体育运动的空间，足球应该得到重视，游泳、羽毛球等项目也应该得到鼓励和发展，百花齐放才能形成健全的体育体系。

任海：我国每6.4万人中只有1名青少年踢足球，而日本是186：1，荷兰是33：1，英国是70：1。我们的足球基础薄弱，注册在册的踢足球的青少年只有2.1万人，其中男性1.4万人，女性7000人，数量非常少。发展校园足球，可以增加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数量，扩大中国社会的足球基础。但足球应该成为培养青少年的教育工具，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享受足球，而不是拿金牌、进国家队。校园足球是为孩子服务的，不是为足球服务的，不能功利。现在有功利主义的倾向，包括文件提出哪年建多少所足球学校，本来是想建立机制，足球学校多少、足球人口多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以人为本，才是发展校园足球的核心原则。

三联生活周刊：足球改革规划明确了三个发展阶段：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但每个阶段却没有相应的时间表。这应该如何理解？规划本身是否存在疏漏？

王琪：去年调研组找我谈足球改革，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尽快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这代表了足球界很多人的想法，急功近利。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1993年的棒棰岛会议都是谈足球改革的。基础工作做好之后，1994年正式启动职业联赛，当时叫全国足球甲A联赛。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足球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1999年中国女足打进了世界杯决赛，2001年中国男足打进了世界杯。但之后我们急功近利，宣称也要进世界杯，职业联赛取消升降级等一系列违反职业规则的措施和政策相继出台，假球、黑哨现象也越来越多。 这也许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但和功利心态有很大关系。

足球改革三步走，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但明确了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而规划者们应该很清楚，如果中国很多体制机制不改革，足球改革也会受到掣肘。比如前不久国务院发布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取消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积极通过市场机制引入社会资本举办赛事，加强体育产业发展。这是体育总局的文件，过去体育赛事审批都是体育总局，现在审批取消了，但其他相关部门还没改革，未来可能就卡在体制机制问题上。长期积累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需要坚实的足球基础和制度支撑，一步一个脚印。

任海：改革方案总体是好的，但在实践过程中，有各种细微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中国的体育形态、格局和国外不一样，国外是从社会中长出来的，我们是没有社会基础的职业体育，需要转型。过去是政府一手操办，现在要转型，从计划经济的体育形态向市场经济的体育形态转变。需要政府的手去推动，把官办体育和市场、社会体育的优势结合起来，但也要防止政府被束缚。在这个改革过程中，如何把权力交给社会、交给市场，形成协同机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